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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出版业快速发展，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也日渐广泛和深入。相应的，出版评论也很繁荣，它是联系出版业界、出版学界、出版管理者和广大读者的纽带与桥梁，既具有“时评”的典型特征，关注出版现实，能敏锐发现出版中的问题，迅捷地做出反应，有的放矢。同时又具备评论文体的洞察力、预见力和深度性特征，能对急剧发展、不断变化的出版实践做出新的说明、解释和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导引。出版评论的对象覆盖了出版政策、出版现象、出版人物、出版流程等出版业的方方面面，书价问题概莫能外。评论者站在不同立场、不同角度对书价问题表达过诸多的意见和看法，甚至有过激烈的争论。可以说，对书价问题的讨论是当时出版评论的一个重要主题。充分认知和理解历史，才能更好地明晰未来的走向和意义。本文以当时评论文本为基础，意在展现和揭示时期人们对书价问题的认知全貌和内在逻辑，以期对时下出版业存在的类似问题提供些许的借鉴和参考。

　　时期，以图书为主的出版物价格问题因为涉及出版业生产、流通和消费的全过程，一直是多方关注的线年的《绍兴教育杂志》就刊登过指摘教科书价格的评论文章，认为“教科书之价格于普及教育问题关系至切。”[1]二十年之后，出版业进一步地发达繁荣，这一时期关于图书售价的评论愈加频繁见诸于各大报刊，“近来，关于书籍售价的问题，有许多人很热心谈起”。[2]其中既有对大众图书、教科书价格过高的抱怨，也有对图书市场定价混乱，大打价格战的指斥，还有对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批评。《华年》杂志在1934年第48、49、50连续三期刊登涉及出版物定价的文章，针对图书价格是否昂贵、书局是否有降价空间、如何解决价格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。《出版月刊》、《日报·觉悟》、《申报·出版界》等报刊也都登载过讨论书价的评论。这些出版评论或是对书价有切身体会，有感而发；或是痛心于市场乱象，揭露、抨击和否定哄抬书价行为；或是理性解剖，从生产角度对图书成本条分缕析；或是基于经营管理层面对图书价格的定价机制、监管制度秉笔直言，倡导建立科学、透明、合理的价格管制制度，内容多样且专业，在出版业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基于此，笔者将时期专论书价的出版评论进行了简单整理，具体篇目等情况详见下表。

　　从这种简表中可以看出时期出版评论对于书价问题是持续关注的，几乎每年都有这方面的文章出现。但数量呈现出一个大致的波状抛物线的情状，由少到多再平稳的下滑，这也是和出版业市场发展相一致的。初期出版业刚入正轨，物价相对低廉，因此对图书价格的议论鲜见。之后出版业发展迅猛，为“书肆中黄金时代”，商人、资本都纷纷涌入，出版行业在短时间内获得膨胀式的扩张。但基础不牢，不够夯实造成了出版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问题频出，状况不断，图书价格的失范现象甚嚣尘上。所以这段时期关注书价的出版评论数量相对较多。自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接连的战争让出版业陷入萧条，萎靡不振，受此影响，书价主题的出版评论也就逐渐减少了。

　　在短暂的较为和平的初期，书业的价格体系也是较为稳固和正常的。因为在社会安定，物价较为平稳的时候，正规而又有职业操守的出版机构自然会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，既能匹配相当读者的接受度，形成规模化销售，又能够保证自身一定的利润率。但随着出版业的壮大繁荣，有利可图，愈来愈多的人参与进来，出版从业者鱼龙混杂天博官网，再加之政府监管不力和国外纸张价格的上涨，书价问题开始凸显，读者与书商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尖锐，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当时出版评论的内容当中。纵观时期的出版评论，关于书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的几个方面：

　　时期的出版物价格最初并无统一的标准，由各个出版机构自行决定，主要根据篇幅页码的多少来决定书价的高低。自主定价的弊端首先就是图书定价的无标准，随意性太强。“黎明的《万能的人类》，印一百八十面，内容约七万余字，实售大洋七角五分；乐群的《糜烂》，一百七十余面，约六万余字，实售大洋四角五分”，[3]字数、页码相差不大，但价格相差了近一倍。自主定价的凌乱和不统一就给书商操控价格留下的空间，为了牟取高额利润，他们往往将图书价格抬得很高，“一本十三四万字的书籍定价至少是一元，而包含字数同样多的杂志则仅有三角左右。这种情形在一个经济繁昌的社会里，是允许的，……但在一个经济衰弱、濒于破产的国家，如中国，拿一种纯然以刻苦好学的青年为基本读者的书籍，定价提高至此天博，实在是出版家自己走入绝路的一种办法。”[4]出版物的高昂价格，让读者不堪重负，望而却步。“近年来新出版的科学或文艺书籍，只要有插图用道林纸印刷之四开本，大概要一分钱一页，十万字之书售价总在一元上下，要内地人民费半月粮米买此‘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’之书籍，自然是难之又难的事”。[5]即使是在上海，一般的工薪阶层虽然竭力的省吃俭用，但买书也是感到极大的困难。“书的定价是太贵了，一本薄薄的书，定价就得八毛或一元，买一本书的钱，足够穷人吃几天的饭，咱们不是有钱朋友，看了这样高贵的书价，除了叹气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。”[6]

　　与此同时，因书价过高，读者购买寥寥的缘故，出版市场便发生了减价竞售的不良现象。批发折扣之低、廉价幅度之大令人咂舌，广告、赠券、酬宾、预约等促销方法之新奇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图书价格战愈演愈烈，廉价成为摩登，“只要抓住一个起码的机会，‘对折’‘三折’‘一折五扣’的旗子那就会马上跨过书街临风招展的。论斤两卖书的生意经，已有人发明在先，书籍打‘倒七折’也就不算稀罕了”，“明明只值一角之书而定价二元以便于一折五扣”。[7]最典型的莫过于“一折八扣书”现象，原本定价一元的书经过“一折八扣”后只卖八分钱。这种任意减折，推销图书的行为弊害不少，“价格大小不定，使主顾不信任，意想减之再减，尤有迟迟不购，廉之又廉，对于商业上影响甚大”。[8]另外还有就是普通书籍定价一元的，一折八扣所卖之书往往抬高价格，定价三四元，以换得利润空间。这就直接造成了书价虚高，出版物定价注水，玩弄价格欺诈。“新书店中聪明的经理们，想到了两全共美的方法，即学马路上的洋货店，明中大喊廉价，暗中抬高码洋。因之，近年来，书业并没有发展，而书的定价则日高”，[9]“印刷未见精良，而纸张粗劣了，页数减少了，而书的售价呢？竟涨到几乎加一倍的样子”。[10]大中小书局大打价格战，玩弄价格把戏，修改定价，以低折为号召，吸引读者购买，正常的价格标准和市场秩序被扰乱，图书的价格完全不能反映成本的高低和市场的供需变化，丧失了市场调节的功能和作用，加大了出版业的经营压力。

　　由于在市场上，图书价格一面是高企不下，另一面又是折扣成风，社会对于出版物价格陷入了的两极状态，展开了一场对图书定价标准的论辩。在多篇指责书价过高的评论中，作者都给图书算起了成本账，“以一本三十二开100页左右的书，印2000本，初版发售时成本计：稿费120元，印刷费包括纸质、排印订费用等共120.45元，发行费包括广告、批扣等共280元。书价以每本0.35元，2000本计700元，利润是179.55元”。[11]初版的书出版商的利润大概占到实际成本的六成左右，如果是再版书，那么利润的占比就更高了。这样的话书商的加价行为，就如评论中所说的是“趁火打劫”，书店老板只知赚钱，罔顾文化责任，心真是黑如煤炭，书价降低是势在必行了。书业经营者则坚称书价不贵，纸张油墨，工资开销都在增加，书价理应增加。自己已是在勉力支持，书价绝无下降的空间。面对外界书价过高的指责，出版界也倒起了经营的苦水，“要知无论任何营业，其成本决不能以单纯的工料计算。况在他业存货至不得已时，尚可照本变卖。而书本失效或不合时宜时，即等于废纸，果照某报所言书本有三倍以上之利益，书业非独占事业，人人将改营书业，何以书店并不比其他各业为多”，“近来纸价飞涨，新闻纸几涨一倍，各业遇原料涨价时，莫不随时增加售价，而书业因恐增加读书界之担负，影响教育，仍忍痛至今，并未稍增书价。现在纸价涨风未已，书业前途颇为忧虑，某报所做推测之词，实由于对书业情形太为隔膜之故云。”[12]在《书价的决定》一文中，作者列举了影响书价的印制费、分配费、其他费后，认为书价非但不应该降低，而且“在这工价与原料双重涨价的时期，书价自应和商品一样地增加它的价格”。[13]读者和书商在出版评论中打起了嘴状，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。

　　（原载于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（第二辑）——回顾与展望：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四十年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年）

　　[4] 所谓杂志年[A]．宋原放．中国出版史料（现代部分第一卷•下册）[C]．济南：山东教育出版社，2001：358．

　　[7] 平心．出版界往哪里走？[A]．宋原放主编．中国出版史料（现代部分第一卷•下册）[C]．济南：山东教育出版社，2001：440．

　　[12] 沪出版家对部编教科书定价谈话——并对某报批评有所纠正[N]．中央日报，1937-2-18 ．

　　曾建辉，文化传播学博士，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。在《出版发行研究》《出版科学》《中国编辑》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，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，著有《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》《中国出版家周振甫》（合著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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