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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朱家迁湘的历史，要从乾隆年间说起。远祖文莱公于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自安徽歙县赴湖南任职。据族中长辈所述，文莱公原本在歙县从事徽商经营，后通过捐纳制度获得了一个县丞的职位。当时湖广总督来自新安，颇为照拂同乡，便将文莱公调至湖南任职。
文莱公初到湖南时，驻守在长沙府城。其时正值湖南农民起事，他奉命协助平叛。不料一场瘟疫突然爆发，文莱公染，未及返乡便撒手人寰。其妻带着年幼的子女艰难度日，无力返回歙县。所幸新安会馆的同乡扶持，得以在长沙立足。
我家在长沙的第一处住所位于城南甘家巷，是新安会馆资助购置的一处小院。文莱公的长子，也就是我的高祖，在新安会馆同乡的引荐下进入当地盐务局当了一名书手。此后三代，我家都与盐务有关。高祖父凭借着徽商特有的经营头脑，在盐务局一做就是二十余年，将家业渐渐稳固下来。
道光年间，我的曾祖父从甘家巷迁居到东长街。这是因为当时长沙城内修建新的街道，东长街成为连接城南城北的重要通道。曾祖父看准商机，变卖了甘家巷的房产，在东长街置办了一处三进的院落，名为莱青阁。这个名字有两层含义：一是纪念始迁祖文莱公，二是取青云直上之意。
莱青阁后来成为新安会馆的一处重要聚会场所。每逢清明，歙县来长沙做生意的商人都会在此聚会，议论生意经，叙说乡情。我小时候还亲眼见过会馆里悬挂的一幅对联：＂新安遗韵三千里，湘水流情十二时＂。这副对联传说是同治年间一位从歙县来的举人所题，道出了我们这些离乡背井之人的心绪。
莱青阁在1938年的文夕大火中毁于战火。那场大火烧毁了长沙城内建筑，我家的族谱等重要文献也在火中化为灰烬。所幸祖父生前口述了不少家族往事，得以保存一些史实。每当整理这些往事，总让我感慨万分：一个家族的迁徙，往往就是一部鲜活的地方史。从歙县到长沙，从徽商到盐务，从甘家巷到东长街，每一次迁徙和改变，都映射出那个时代的巨大变迁。
在长沙的朱家，书香传承从未间断。祖父朱元鼎生于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正值科举制度行将终结之际。他年少时随本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廪生读书，每日晨起，必先诵读四书。那时的私塾，仍保持着徽州特有的教学方式：先是＂三字经＂启蒙，继而＂百家姓＂，最后才进入四书五经的学习。
祖父曾对我讲述他在私塾读书时的情景。私塾设在城南一座祠堂内，学生不过十余人。授课先生姓程，是歙县望族后裔。这位程先生特别重视书法，规定学生每日必须临帖两个时辰。现今保存在家中的一册＂芥子园画谱＂，就是祖父那时跟随程先生学习时所用。这本画谱的扉页上还留有程先生的批注：＂字画本一理，临摹须得心＂。
家中藏书原本甚丰，多为徽州文人著作。其中最珍贵的是一部万历年间刻印的《新安文献志》，据说是文莱公南下时带来的。可惜这些书籍大多在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，仅存几册残本。但祖父记忆深刻，常将书中典故讲给我听。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程朱理学的传承。祖父说，徽州人重视教育，不仅因为科举，更因为程朱理学在徽州的深厚影响。
除了传统教育，祖父还特别注重家训的传承。我们家的家训共有十二条，其中＂清白传家＂四字是重中之重。这与徽州商人＂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＂的传统一脉相承。每逢年节，祖父必定召集全家，诵读家训。他常说，做官发财都是虚的，唯有读书明理才是实在。
祖父虽然未能中举，但他的教育理念却超越了时代。在清末新政时期，他就主张子女接受新式教育。父亲就是在他的支持下，进入新办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（今湖南大学前身）学习。这在当时的徽州后裔中并不多见。许多老一辈人仍固守旧学，对新式教育颇有微词。
我自小所受的教育，也体现出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。一方面，祖父要求我背诵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；另一方面，他又鼓励我学习英文和科学。每当我对古文提出疑问，祖父总能旁征博引，将徽州的历史典故与现代知识结合起来解释。这种教育方式，使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在长沙的徽州后裔中，像我们家这样持续重视教育的并不在少数。新安会馆就曾设立义学，专门为同乡子弟提供教育机会。许多在长沙落户的徽州家族，都保持着重视教育的传统。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，他们也要想方设法让子女读书。这种重教传统，成为维系徽州文化的重要纽带。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我们家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。1919年春，父亲从湖南高等工业学堂毕业不久，长沙城内已经开始出现学生的队伍。父亲那时在盐务局任职，亲眼目睹了这场轰轰烈烈的。在他的记事本上，还保留着当时长沙学生的标语记录。
这场运动对家族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教育方式上。祖父在1920年做出一个重要决定：将家中私塾改办为新式学堂。这个决定得到了新安会馆多数理事的支持。私塾改制后，不仅增设了算术、英文等新课程，还开始招收女学生。我的几位姐妹就是在这所学堂完成的启蒙教育。
1921年，家族中的第一份白话报纸《新安旬刊》在长沙创办。这份刊物由堂叔朱庆华主编，专门刊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和徽州乡友的创作。刊物虽然只维持了两年就因经费困难停刊，但它的出现标志着家族文化观念的重大转变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刊物还专门开辟了＂女子教育＂专栏，这在当时的徽州族群中是相当罕见的。
家族成员的职业选择也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在五四运动之前，我们家族的男丁大多从事盐务或者商贸活动。但到了二十年代中期，情况开始改变。1925年，堂弟朱明志考入上海复旦大学，成为家族第一个进入现代大学深造的子弟。随后几年，陆续有族人考入北京大学、南京高等师范等学校。
1927年是家族转型的关键一年天博登陆。这一年，父亲辞去了盐务局的职务，创办了长沙市第一家机器印刷厂。这个决定打破了家族固守盐务的传统。印刷厂不仅承印商业文书，还印刷进步书籍和期刊。同年，我的三叔离开了经营了数代的布庄，到省立第一师范任教。
家族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。1928年，新安会馆改组为新安同乡会，增设了青年部和妇女部。同乡会的章程明确规定要＂促进社会进步＂。一些年轻族人还参与了当时的工人运动和农动。1929年，堂姐朱慧英参加了长沙最早的女工夜校，教授女工识字。
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。家族中的保守势力曾多次反对变革。1930年，一场关于是否保留祠堂祭祀的争论，几乎导致家族。最终在祖父的调解下，达成了保留简化仪式的折中方案。这次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家族在转型过程中新旧势力的博弈。
到了1931年，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，家族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。新一代族人中，从事现代职业的已经占据多数。他们当中有教师、医生、工程师，甚至还有记者。这种职业的多元化，使家族更好地适应了那个剧变的时代。
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长沙很快就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。那年秋天，日军飞机开始对长沙进行轰炸。我们家族在东长街的老宅莱青阁，第一次遭受了战火的洗礼。一枚炸弹落在后院，所幸未能引发大火，但震碎了几乎所有的窗户玻璃。
1938年11月是家族最为艰难的时刻。日军逼近长沙时，文夕大火爆发。莱青阁在这场大火中彻底毁灭，家族珍藏的族谱、书籍和文物几乎损失殆尽。火灾发生时，祖父正带领族人将部分重要物件装箱转移，但来不及搬运完全。最终只抢救出了一个装有家训碑拓片和几本族谱的木箱。
战火中的迁徙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。1939年初，家族分成三路撤离长沙。以祖父为首的一支迁往衡阳，父亲带领另一支前往桂林，三叔则率领其余族人退往常德。这次分散迁徙的决定，是基于祖父＂切莫将全部身家系于一处＂的考虑。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明智的，因为此后这三个地方都先后遭到战火侵袭。
在衡阳期间，祖父组织族人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场，专门生产军用后勤物资。这个工场不仅解决了部分族人的生计问题，还为抗战做出了贡献。父亲在桂林期间则继续经营印刷事业，主要承印军事宣传品和教材。三叔在常德创办了一所私塾，免费为难民子女授课。
1944年，战事转危为安之际，家族开始着手重返长沙的准备工作。这年夏天，父亲首先返回长沙，勘察旧址，谋划重建事宜。他发现东长街的莱青阁已经成为一片废墟，但在废墟中找到了几块刻有家训的石碑碎片。这些碎片后来被镶嵌在新居的照壁上，成为家族记忆的象征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散居各地的族人陆续返回长沙。由于莱青阁已毁，家族在城西购置了新的房产，分成若干小院安置族人。这次重新安置打破了传统的大家族共居模式，改为几个核心家庭分散居住。但族人依然保持密切联系，每月初一都会在祖父的院子里聚会。
战后的家族呈现出新的面貌。许多年轻一代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各种社会经验，有的参加了游击队，有的在后方医院工作，还有的在战时学校教书。这些经历使他们比战前更具有独立性。1946年，族中召开会议，修订了家规，删除了许多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条文。
这场战争改变了家族的许多传统。比如，婚姻方式就有了很大变化。战前的婚姻多由族中长辈做主，讲究门当户对。但到了战后，自主婚姻逐渐增多。1947年，堂弟朱心田与一位在战时认识的结婚，成为家族第一个自主婚姻的范例。虽然一些长辈对此不以为然，但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改变。
1949年长沙解放后，家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1950年春，父亲的印刷厂改组为公私合营企业，成为长沙第一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业企业。同年，位于城西的家族房产也进行了重新分配，一部分用于安置职工，另一部分收归国有。
1951年，新安同乡会正式解散。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徽州乡谊组织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到了终点。同乡会的解散，标志着传统宗族联系的式微。过去每月初一的族人聚会也随之停止。取而代之的是以工作单位为中心的新型社会关系。
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，家族在农村的最后一块祖产被没收分配给农民天博全站。这块位于长沙郊区的土地，原本是祖父在1920年代购置的，用于族中困难成员的救济。土地改革后，许多在农村的族人转为农业社社员，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。
教育方式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尤为明显。1953年，最后一位族中的私塾教师转业为公立小学教员。家族重视教育的传统，在新的形势下发生了转向。过去的四书五经教育被完全取消，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校教育。年轻一始接受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。
1954年，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化发生了。家族中最后一次完整的清明祭祀活动在这一年举行。此后，原本繁复的祭祀仪式大为简化，最终只保留了扫墓一项。这个变化反映了家族传统礼仪的逐渐消退。
1955年，家族中最后一家商店＂朱氏布庄＂进行了公私合营。至此，家族的经济活动完全终结。族人们纷纷转入国营企业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。这种职业转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。
1956年，一份重要的家族文献——《朱氏宗谱续编》在这一年被上交给文化部门。这份从抗战中保存下来的文献，记载了家族自明代以来的世系和主要事件。它的上交，象征着家族历史记忆的转型。
到了1957年，家族的日常生活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的社会体系。族人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工作关系或邻里关系维持。过去的族长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，虽然人们仍然尊重祖父，但不再听从其在家族事务上的指挥。
1958年开始后，家族的变迁进入新阶段。不少年轻族人响应号召，参加了各种社会运动。有的下乡务农，有的进厂当工人。原本在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子女，开始接受完全不同的生活历练。
1959年，祖父去世。按照他的遗愿，丧事从简，不搞传统仪式。这次丧事的举办方式，显示了家族礼仪的最终蜕变。祖父的逝去，也标志着家族转型的完成。此后，家族成员完全以个人或核心家庭为单位，融入了新的社会结构之中。
感觉这样寻祖籍太虚了，他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也有可能是湖南迁到安徽的，那他祖籍到底哪里的？个人觉得原因是迁长沙后后辈都混得不好，就不想认了
不过是祖上移民长沙的一个家族而已。作者朱正之天祖朱氏文莱公于乾隆35年【1770年，庚寅岁】，始迁长沙，已有250余年。朱正本人出生于20年【1931年，辛未岁】，已有93岁，早已有了曾孙，至此算来，已有9代，早已经是妥妥的湖南人了，从文化、从血缘【母系多数都是湖南人】。